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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驾和毒驾必须入刑

编辑:贵阳好久代驾服务有限公司   时间:2013/04/03   字号:
摘要:酒驾和毒驾必须入刑
2009年6月30日晚,南京肇事司机张明宝醉酒驾车,连撞9名路人,造成5死4伤的惨剧。“6·30”惨祸发生仅3天后的早晨,仍旧是在南京街头,刘伟驾车撞伤了正在人行横道线上过街的4名行人。连续的惨剧激起了全社会的愤慨,也促使政府采取行动。江苏省苏州市率先(7月1日)开展酒后驾车专项整治。7月1日以来,苏州全市共查获饮酒驾车585起,醉酒驾车56起。今年以来,苏州市因酒后驾车引发的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呈上升态势,酒后驾车已成为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最主要杀手之一。今年上半年,苏州全市共发生涉酒交通死亡事故39起,死亡24人,占全部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10%左右,位列事故原因第二位。[1]7月4日晚,江苏省7000余名民警走向各个城市的842个检查点,查禁酒后驾车。结果再次让人感到惊骇:一次共查获酒后驾车人员633名,查获醉酒驾车人员69名。[2]交通事故杀人、特别是醉驾引起的杀人在中国普遍存在。据统计,中国各类安全事故频发,死亡人数居高不下,其中道路交通事故一直位居各类安全事故之首,占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的七成以上。为此,国家规划到2010年道路交通事故万车死亡率由2005年的7.60下降到4.54。[3]事情的严重性或许可以通过比较显现出来。2003年,美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降至平均每1亿英里1.48人,是上世纪60年代高速公路死亡率的1/3。美国有2.07亿辆汽车每天在各种道路上行驶,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约4万。而中国3000多万辆汽车,死亡人数达到10万之众。照此比例,中国的交通事故死亡率是美国的45倍。[4]据上述数据推算,如果不降低交通事故死亡率,等到中国的汽车占有率与美国持平时(大致一人一车),13亿人口的中国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是:13亿10万?3千万=433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其可怕的数字!如果再将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情况则更显得不可思议:1999年,美国的万车死亡率为2.0、法国2.5、日本1.3、德国的幕尼黑市为0.41,而我国为15.45;2003年,北欧有些国家已经在追求交通事故零死亡率。相比之下,2004年我国因交通事故死亡10万人,万车死亡率首次达到个位数:万分之9.2,如果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的新标准统计,万车死亡率为万分之9.9。[5]不要求达到很高的水准,只要达到美国相对低的水准(万车死亡率2.0),则中国每年可以挽回8万无辜者的生命!
二、左支右绌的判决
面对这一比癌症还要可怕的杀手,2009年我国采取了行政与司法措施加以应对。公安部14日部署,自8月15日起在全国开展为期两个月的严厉整治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期间,对有酒后驾驶嫌疑的车辆和驾驶人严格检查。对酒后驾驶的,将严格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从严处罚,坚决做到“四个一律”:对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一律暂扣驾驶证3个月;对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一律拘留15日,暂扣驾驶证6个月;对一年内2次醉酒驾驶的,一律吊销驾驶证,2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属营运驾驶员的,5年内不得驾驶营运车辆;法律法规规定有罚款处罚的,一律从重处罚。[6]
在现时的条件下,本人非常赞成这样的行动,它确实也取得了一些成效。[7]但是,这种运动式执法只能“救急”,不能根治,它的长远影响是有限的。从法理上看,运动式执法本身存在以下几个弊端:一是运动式执法会降低法律的权威。因为运动式执法源于权力者的偏好,它释放出的信号是:法律的效力取决于权力的好恶,同时它使法律的实现呈现出不规则的“布朗运动”,它的长期效应必然是降低法律的权威;二是运动式执法往往是“从重”,这一次更是“一律从重处罚”,这本身有违法之嫌。因为“一律从重”取消了法律规定的从轻到重的“惩罚阶梯”,事实上改变了法律本身。三是运动式执法有失公正。不分轻重一律从重处罚,对于那些行为轻的人也构成“比较不公正”,如果用时间的视野来看惩罚结果,则对酒驾者的惩罚在时间上明显失衡,也构成“比较不公正”。人们会认为受惩罚者只是“倒霉”而已,这就会影响惩罚的道德正当性,从而降低惩罚的实际效果。
另外一个办法是司法上的严打。7月15日,杭州胡斌案开庭审理,[8]20日下午,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被告人胡斌有期徒刑3年。除了少数法律人以外,此判受到社会的普遍质疑,皆认为判得太轻,甚至许多人怀疑背后金钱所起的作用。但是,从法理上说,三年有期徒刑已经是法定最高刑期。刑法第133条规定了交通肇事罪的三种情形:一般情形、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逃逸致人死亡,并规定了不同的刑期。由于胡斌案不存在两种加重处罚情形的任何一种,三年已经是法定最高刑期。即是说,只要适用交通肇事罪刑法规定的第一种情形,胡斌案的刑罚已经“顶格”,但是不能“平民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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